基于黑图档咸丰朝视域下的清代盛京经济发展

在东北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中，辽阳曾经一直处于东北政治、军事的中心地位，直到1625 年老汗王努尔哈赤将后金都城自辽阳迁至盛京改变了这一切。“顺治入关后盛京政治地位下跌，但清朝开国之都的经济地位在短暂的低落后又开始恢复。”[1]117顺治帝入关，王公贵族、仆人兵丁随之迁往中原，但是“偌大的盛京城阙不能搬走，宫室、陵寝照样修缮扩建、王府宅邸也需留人照看，盛京十万人众仍要进行社会生产，社会活动”[2]117，盛京的经济生活便不能停止。《黑图档·咸丰朝》和图片档案中大量史料反映出，清王室迁都后的盛京依然进行着农作物种植，并且利用盛京地区丰富的物产对京城皇室供应物资，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成熟，工业也不断进步。粮食加工产业、纺织业、伐木业都有所发展，咸丰年间还可以铸造大钱，推动物品流通，促进商业发展繁荣。

一、农业发展

东北地区在清代是物资富饶之地，有肥沃的大片黑土地，广袤的森林资源，物产十分丰富。清代迁都北京后，依然在盛京设有皇庄旗地。清代盛京农业发达，离不开肥沃黑土的养育功劳。

1.物产丰富。作为大清的陪都，盛京农庄每年都会运往京都大量物资供给朝廷日常所需。运输物资包罗万象、种类繁多，包含蘑菇、木耳、蕨菜、冻梨、榛子等盛京特产，也有槽盆、枪杆、箭杆等木制用品，以及野鸡、鸭子、活鱼等野禽，还有珍稀毛皮。“盛京地区出产的人参、鹿茸、貂皮、珍珠等特产，不仅是满洲贵族生活的传统必需品，而且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清入关后，满族统治者继续垄断着盛京地区特产资源，以层层关卡禁止汉族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3]49《黑图档·咸丰朝》中《武备院为收到皂鹿皮等事咨盛京内务府》中记载：“盛京总管内务府来文：内开广储司库长祥等呈，称老古洞恭染皂鹿皮十五张，交催长果与阿送交武备院等，因前来随交靴皮作催总安等，挑选得上用皂皮三张，官用鹿皮十二张等，因前来本库如数收讫再此项皂皮系成做上用活计，应用于明年解交时，务须选择上好长大者解送本院备差，相应咨覆。”[4]77物资除供应京都各宫日常消耗，也供给祖先上供祭祀之物。《掌图记佐领岫云等为进送榛子野鸡等物事呈请咨总管内务府》记载：“本年三旗园丁例应交榛子五十四仓石，外添供高宗纯皇帝暨仁宗睿皇帝，又添供宣宗成皇帝。圣容前不闰月年共应加添榛子三十四仓石二斗一升四合四勺，内除广宁园丁共应分加添榛子八仓石八斗六升八合，随广宁本年应交榛子内另行咨送外，本处园丁共应分加添榛子二十五仓石三斗四升六合四勺，合并合年例共应交榛子七十九仓石三斗四升六合四勺、山梨皮三十二仓石四斗、楧塊十六仓石二斗交与执事人孙国炳送交之处。”[5]379

2.农庄产出。盛京地区农业经济以黄庄旗地大量存在为特征，清入关后，还将一部分旗地分给王公贵族，形成贵族庄园，除此还有大量的普通旗地。对盛京旗人清政府采取按地征税，土地租税交归国家所有。“盛京粮庄系皇室产业，为皇帝所有，由内务府统辖,盛京内务府直接管理（乾隆十七年前由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管理）。庄内丁口被看做进行物质和人口生产的工具,他们的一切活动均受严格的控制,所需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则统一供给之。”[6]91从相关档案中可见，盛京庄头田产颇丰，对庄地产出内务府分设三等庄头监管并计数，以此作为征粮标准。《总督内务府为奏准盛京庄头一年出入粮石数目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道光二十八年用剩存仓粮一百三十一石三斗三升五合八勺，道光二十九年分头等庄头二十八名，每名报粮三百二十二石、猪四口，每口折粮十五石；二等庄头四名，每名报粮二百九十二石、猪四口，每口折粮十五石；三等庄头五名，每名报粮一百九十二石，共报粮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一石。内除庄头方正吉等三十四人名下地亩被水冲沙压，照例减免粮二千八百五十二石三升，寔剩应征粮一万六千七百三十八石九斗七升。庄头申天恩等十七名应交道光二十九年分三次代征粮四十六石二斗六升八合，三旗各管领下人等交□地租粮三十六石九斗，寔剩新陈粮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石四斗六升三合八勺。”[7]90征粮用于供给三陵、关防辛者库人口粮、马匹草粮、祭祀牛羊的供养所需以及看管宫殿、库房所用灯油，剩余余粮入仓等待第二年供给需要。

盛京农庄虽土壤肥沃，但如有天降灾荒，土地收成损毁严重，盛京户部便会仔细排查受灾土地数量，然后上报。《盛京户部为查清各地庄头遭灾水灾地亩数事事咨盛京将军衙门》记载：“盖州正黄旗界长西屯处羊草官甸六千一百零一亩七分，被冲地二千二百八十亩零一分五厘五毫，又承领纳租余地六百八十四亩内，被冲地一百零七亩六分六厘。又庄头魏安邦首报广宁正黄旗界魏家屯处承领余租官地九百三十亩内，被冲地三百七十二亩；又庄头陈士新首报铁岭镶白旗界朱家泡处承领官地五千五百三十亩内，被冲地一千一百零七亩三分六厘五毫；又承领羊草官甸一千二百五十二亩七分内，被冲地四百二十一亩一分六厘。”[8]197而后根据受灾被毁的土地数量按例延后征收钱粮数目，减轻农民税收和生活负担，以慰民心，同时避免因税负过重而导致的民心不满和社会动荡，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据《盛京将军等衙门为牛庄等旗人承种遭灾册地额征残粮缓征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奴才等详查历辩成案旗人并重红册地亩每遇歉收照例缓征钱粮，其征租赊地系属官田，虽经成灾例无赈恤，应照例捐缓租赋。今岁奉天地方俱属豊稔，惟开原、牛庄、白旗堡等三处界内，因河口地势洼下，勘报歉收旗人册地，本年额征钱粮应请缓至下年秋后启征，以抒农力。至本年被灾赊租升科伍田租赋应行捐缓，分别带纳各事宜。除另行恭疏具题外，合将奴才等查明被淹田禾分别捐缓钱粮缘由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奏等因于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到朱批‘知道了钦此’。咸丰七年正月十六日准户部各开原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等奏遵旨，查明奉天被淹成灾地方，请分别捐缓钱粮一折，奉天省自六、七月间大雨倾洼，河水涨，开原、牛庄、白旗堡三处界内地势低洼庄成歉簿，吾仍照常征收农力是形拮据，加恩著照所请。有开原、牛庄、白旗堡等三处界内前人承种册地，本年顾征钱粮均着缓至下年秋后，启征以抒农力。余着照所议办理。”[9]205

文章来源：《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ngyzyjsxyxb.cn/qikandaodu/2021/0508/952.html